规则53. 使平民限于饥饿作为作战方法

规则53. 禁止使用使平民陷于饥饿的作战方法。
第2卷,第17章,A节。
国家实践将此规则确立为一项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虽然1863年的《利伯守则》依然写道“使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敌对交战方陷于饥饿以加速征服敌方是合法的”,[1]但到了1919年,一战后提出的《责任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Responsibility)将“故意使平民陷于饥饿”列为了可受刑事追诉的违反战争法律和习惯的行为。[2]《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4条第1款规定了禁止将饥饿作为作战方法。[3]在通过《第一附加议定书》时这一规定被普遍认为是一项新规定,但从那时起,它就很确定地成为了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故意以断绝平民粮食作为作战方法”构成战争罪。[4]
禁止以饥饿为作战方法包含于许多军事手册中。[5]根据很多国家的立法,以使平民陷于饥饿为作战方法的行为构成犯罪。[6]这一规则还为正式声明和其它实践所支持。[7]采取这一实践做法的包括一些没有加入,或在当时没有加入《第一附加议定书》的国家。[8]与其相冲突的实践受到了普遍谴责或为被控方所否认。[9]
《第二附加议定书》中包含禁止以饥饿作为作战方法的规则,[10]其它一些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文件中也含有该规则。[11]
一些可适用于或已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军事手册含有禁止使平民陷入饥饿的规定。[12]根据数个国家的立法,在任何武装冲突中以饥饿为作战方法的行为都构成战争罪。[13]1997年,扎达尔地区法院(the District Court of Zadar)在佩里希奇等人案(Perišić and Others case)中,适用了禁止使平民陷于饥饿的规定。[14]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情形下所发表的正式声明和据报告的实践也对该规则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15]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如在尼日利亚内战和苏丹内战中,各国对被指称的以饥饿为作战方法的事件予以了普遍谴责。[16]1995年的第26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强烈谴责“在武装冲突中试图使平民居民陷于饥饿”的行为,并强调“禁止以使平民陷于饥饿作为作战方法。”[17]这一禁止性规定在1999年第27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大会制订的2000-2003年《行动计划》中也得到了强调。[18]
从禁止使用使平民陷于饥饿的作战方法可以推导出规则54-56。这意味着,对平民居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体进行攻击(见规则54)和不准获得旨在向急需帮助的平民提供的人道救助,包括故意阻碍人道救助(见规则55)或限制人道救济人员的自由行动(见规则56),构成对禁止以饥饿作为作战手段这一规则的违反。关于规则54-56的实践进一步巩固了本规则作为习惯国际法规范的地位。
禁止以饥饿为作战方法的规定并不禁止包围战,只要其意图在于达到军事目的而不是使平民居民陷于饥饿。这在法国和新西兰的军事手册中得到了阐述。[19]《以色列战争法手册》(Israel’s Manual on the Laws of War)解释道,禁止使平民陷于饥饿“明确意味着在包围期间必须允许城内居民离开”。[20]或者,依照规则55,包围方必须允许粮食和其它必需供给品的自由通过。各国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使用的包围战进行了指责。[21]它还受到了国际组织的谴责。[22]
与此相似,禁止以饥饿为作战方法的规定并不禁止实施海上封锁,只要其意图在于达到军事目的而不是为了使平民居民陷于饥饿。这一原则载于《圣雷莫海战手册》(San Remo Manual on Naval Warfare)和几个军事手册中,这几个军事手册进一步阐明,如果平民居民没有得到充分供给,封锁方必须允许人道救济供应品自由通过。[23]对城市和地区的封锁和禁运遭到了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谴责,例如,在阿富汗境内和以色列占领区内发生冲突时实行的封锁和禁运。[24]联合国自己实施的禁运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
[1] Lieber Code,Article 17(参见第2卷第17章第4段)。
[2]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Responsibility(同上,第5段)。
[3]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4(1)条(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1段)。
[4]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2)(b)(xxv)条(同上,第3段)。
[5] 例如,参见以下国家的军事手册:阿根廷(同上,第9段)、澳大利亚(同上,第10-11段)、比利时(同上,第12段)、贝宁(同上,第13段)、加拿大(同上,第14段)、哥伦比亚(同上,第15段)、克罗地亚(同上,第16段)、法国(同上,第17-18段)、德国(同上,第19段)、匈牙利(同上,第20段)、印度尼西亚(同上,第21段)、以色列(同上,第22段)、肯尼亚(同上,第23段)、韩国(同上,第24段)、马达加斯加(同上,第25段)、荷兰(同上,第26段)、新西兰(同上,第27段)、尼日利亚(同上,第28段)、俄罗斯(同上,第29段)、西班牙(同上,第30段)、瑞典(同上,第31段)、瑞士(同上,第32段)、多哥(同上,第33段)、英国(同上,第34段)、美国(同上,第35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6段)。
[6] 例如,参见以下国家的立法:澳大利亚(同上,第37-38段)、阿塞拜疆(同上,第39段)、白俄罗斯(同上,第40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同上,第41段)、加拿大(同上,第43段)、中国(同上,第44段)、刚果(同上,第45段)、科特迪瓦(同上,第46段)、克罗地亚(同上,第47段)、埃塞俄比亚(同上,第48段)、格鲁吉亚(同上,第49段)、德国(同上,第50段)、爱尔兰(同上,第51段)、立陶宛(同上,第52段)、马里(同上,第53段)、荷兰(同上,第54-55段)、新西兰(同上,第56段)、挪威(同上,第57段)、斯洛文尼亚(同上,第58段)、英国(同上,第60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61-62段);还可参见布隆迪(同上,第42段)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同上,第59段)的立法草案。
[7] 例如,参见以下国家的声明:比利时(同上,第67段)、中国(同上,第70段)、科特迪瓦(同上,第74段)、古巴(同上,第75段)、芬兰(同上,第77段)、德国(同上,第81-85段)、马来西亚(同上,第92段)、英国(同上,第99段)、美国(同上,第101段)、苏联(同上,第106段)和也门(同上,第107段),美国的实践(同上,第103段)以及据报告的比利时(同上,第69段)和以色列(同上,第88段)实践。
[8] 例如,参见法国(同上,第17段)、印度尼西亚(同上,第21段)、以色列(同上,第22段)、肯尼亚(同上,第23段)、英国(同上,第34段)和美国(同上,第35段)的军事手册,阿塞拜疆(同上,第39段)、中国(同上,第44段)、埃塞俄比亚(同上,第48段)和荷兰(同上,第54段)的立法,马来西亚(同上,第92段)、英国(同上,第99段)和美国(同上,第101段)的声明以及据报告的以色列的实践(同上,第88段)。
[9] 例如,参见以下国家的声明:奥地利(同上,第66段)、中国(同上,第70段)、科特迪瓦(同上,第74段)、古巴(同上,第75段)、埃及(同上,第76段)、芬兰(同上,第77段)、德国(同上,第81段)、伊朗(同上,第76段)、马来西亚(同上,第92段)、巴基斯坦(同上,第76段)、沙特阿拉伯(同上,第76段)、塞内加尔(同上,第76段)、土耳其(同上,第76段)、英国(同上,第99段)、也门(同上,第107段)和“某三国”(同上,第108-110段)。
[10]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4条(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2段)。
[11] See,e.g.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IHL between Croatia and the SFRY, para. 6(同上,第6段);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IHL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Conflict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para. 2.5(同上,第7段)。
[12] 例如,参见以下国家的军事手册:阿根廷(同上,第9段)、澳大利亚(同上,第10-11段)、贝宁(同上,第13段)、加拿大(同上,第14段)、哥伦比亚(同上,第15段)、克罗地亚(同上,第16段)、法国(同上,第18段)、德国(同上,第19段)、匈牙利(同上,第20段)、肯尼亚(同上,第23段)、韩国(同上,第24段)、马达加斯加(同上,第25段)、荷兰(同上,第26段)、新西兰(同上,第27段)、尼日利亚(同上,第28段)、俄罗斯(同上,第29段)、西班牙(同上,第30段)、多哥(同上,第33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6段)。
[13] 例如,参见,以下国家的立法:阿塞拜疆(同上,第39段)、白俄罗斯(同上,第40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塞哥维那(同上,第41段)、克罗地亚(同上,第47段)、埃塞俄比亚(同上,第48段)、德国(同上,第50段)、立陶宛(同上,第52段)、斯洛文尼亚(同上,第57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61段)。
[14] 克罗地亚,District Court of Zadar,Perišić and Others case,Judgement(同上,第63段)。
[15] 例如,参见以下国家的声明:比利时(同上,第67段)、哥伦比亚(同上,第72段)、法国(同上,第78段)、德国(同上,第79-80段)、教廷(同上,第86段)、伊拉克(同上,第87段)、尼日利亚(同上,第94段)、菲律宾(同上,第96段)、瑞典(同上,第98段)、美国(同上,第102段)和苏联(同上,第105段),以及据报告的比利时(同上,第69段)、马来西亚(同上,第93段)和卢旺达(同上,第97段)的实践。
[16] 例如,参见比利时(同上,第67段)和德国(同上,第79-80段)的声明。
[17]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Res. II(同上,第118段)。
[18]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Res. I(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119段)。
[19] 法国,LOAC Manual(同上,第136段);新西兰,Military Manual(同上,第138段)。
[20] 以色列,Manual on the Laws of War(同上,第137段)。
[21] 例如,参见阿尔巴尼亚(同上,第142段)和巴基斯坦(同上,第144段)的声明。
[22] 例如,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761号决议(同上,第145段)、第764号决议(同上,第146段)和第859号决议(同上,第147段);联合国安理会,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同上,第148段);联合国大会,第48/88,49/10和49/196号决议(同上,第149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1994/72号决议(同上,第150段);欧盟,Statement before the UN General Assembly(同上,第153段);Western European Union,Special Declaration of the 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同上,第154段)。
[23] San Remo Manual,paras. 102–103(同上,第160段);澳大利亚(同上,第162段)、加拿大(同上,第163段)、法国(同上,第165段)和美国(同上,第169段)的军事手册。
[24] 例如,参见:联合国安理会,Statements by the President(同上,第174-175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1994/74号决议(同上,第176段)和第1995/76号决议(同上,第176段);OIC,Conference of Ministers of Foreign Affairs,Res. 1/7-P (IS)(同上,第183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