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4. 武装部队的定义

规则4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由为其部下之行为向该方负责的司令部统率下的所有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团体和单位组成。
第2卷,第1章,D节
国家实践将此规则确立为一项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范。出于区分原则考虑,本规则对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各国武装部队也可以适用。[1]
本规则的内容规定在《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第1款中。[2]
许多国家的军事手册都规定,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由能为其部下之行为负责的司令部统率下的所有有组织的武装部队、团体和单位组成。[3] 这一定义得到了不少正式声明和据报告的实践的支持。[4] 进行此类实践的国家有些不是或者当时不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的当事方。[5]
实际上,武装部队的这一定义涵盖了所有代表冲突一方参战并隶属于该方的所有人员。因此,战斗员是指受负有相关责任的司令部统帅、在武装冲突中代表冲突一方参与敌对行动的任何人员。武装部队的这些条件要求对于同类组织一样适用。对于这些武装部队的成员可以进行攻击。
武装部队的这一定义是基于此前的《海牙章程》和《日内瓦第三公约》所给的定义作出的,这两个公约试图界定哪些人属于享有战俘地位的战斗员。《海牙章程》第1条规定,战争法规以及有关战争的权利和义务不仅适用于军队,而且适用于民兵和志愿军,只要它们满足下列四个条件:
一、由一个对部下负责的人员指挥;二、有可从一定距离加以识别的固定明显的标志;三、公开携带武器;以及四、在作战中遵守战争法规和惯例。
《海牙章程》进一步规定,在民兵或志愿军(即所谓的“非正规”武装部队)构成军队或军队的一部分的国家中,民兵或志愿军应包含在“军队”这一概念之内。[6] 《日内瓦第三公约》第四条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将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增列其中。[7] 因此,《海牙章程》和《日内瓦第三公约》将武装部队的所有成员都视为战斗员,并要求民兵和志愿军,包括有组织的抵抗运动,遵守上述四个条件,以便他们成为有资格获得战俘地位的战斗员。由于正规武装部队本身就自然满足这四个条件,该定义没有明确要求他们符合这些条件。此外,《第一附加议定书》所作的定义并未区分正规武装部队和其他武装团体或单位,而是将一方司令部统率之下的所有武装部队、团体和单位视为该方的武装部队,该司令部对其部下的行为为该方负责。这两个定义都同时表达了一个意思,即所有代表冲突一方参战的人员——以《日内瓦第三公约》第4条的话来讲,这些人“属于”冲突一方——均为战斗员。《海牙章程》和《日内瓦第三公约》所规定的这四个条件现在已经被缩减为两个,如此一来,最大的变化是武装部队的定义中不再有可识别性这一要求。可识别性这一要求与战斗员获得战俘地位的权利有着一定的关系(见规则106)。因此,《第一附加议定书》将这一要求从武装部队的定义中删除(见该议定书第43条),并将其放到了与战斗员和战俘地位相关的条款中(见议定书第44条)。
另外,《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并未提到尊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要求,而是要求建立内部纪律制度,以强制执行国际人道法。但是,在确定哪些人属于有资格获得战俘地位的战斗员方面,这种变化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武装部队的定义。建立内部纪律制度的要求是对指挥官责任条款(见规则152、153)的补充,也是发布遵守国际人道法指令义务的自然要求(见对规则139的评注)。[8]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和第44条重申了《日内瓦第三公约》第85条的内容,即:“战俘之因被俘前所犯之行为而依据拘留国法律被诉追者,即令已定罪,应仍享有本公约之利益。”。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有战俘的地位。这些条款“由此排除了对于独立的或正规的武装部队成员拒绝给予战俘地位的任何企图,这种拒绝往往以他们所属的军队不执行武装冲突习惯法或条约的某些条款为借口(正如拘留国所解释的)”。[9] 只有在未能使自己与平民居民有所区分(见规则106)、以间谍身份被捕(见规则107)或者作为雇用兵(见规则108)这几种情形下,才可以导致战俘地位的丧失。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的定义现在通常适用于武装冲突当事方各种形式的武装团体,从而来判断它们是否属于武装部队。因此,没有必要再对正规武装部队和非正规武装部队进行区分,所有满足《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所要求的条件的武装团体均为武装部队。
现实中存在着将准军事或武装执法机构,如警察,宪兵和武装警察,并入武装部队的实践。[10] 在一国武装部队中并入这样的准军事机构的例子有津巴布韦穆佐雷瓦主教(Bishop Muzorewa)的联合非洲国民大会特别辅助部队,该部队在他成为津巴布韦首相之后并入了津巴布韦的政府军队之内;另一个例子是印度在阿萨姆邦设立的边境安全部队。[11] 另外,武装部队中并入武装执法机构的例子有菲律宾武装警察署和西班牙的国民警卫队。[12]
在武装部队中并入准军事或武装执法机构通常会以通过正式法案的方式进行,比如议会法案。在没有正式的并入文件的情况下,这些团体的地位应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武装部队的判定标准来加以确定。如果这些单位参与敌对行动并满足作为武装部队的标准,那么其成员应被视为战斗员。另外,《第一附加议定书》要求冲突一方将其并入这种机构的事实通知其他冲突当事方。[13] 在批准《第一附加议定书》时,比利时和法国向所有缔约国发出了具有这种意思的普遍公告。[14] 在通过附加议定书的外交会议上,这种通知方式得到了工作组报告员的明确认可。[15] 就区分战斗员和平民这一普遍义务(见规则1)而言,这样的通知非常重要,因为冲突各方的武装部队成员都有必要分清究竟哪些人属于武装部队的成员,哪些人属于平民。在这方面特别容易发生混淆,因为警察部队和宪兵队成员通常也携带武器并身着制服,尽管原则上他们的制服与武装部队有所不同。虽然发出通知并不是确定相关单位地位的必要条件,但是它确实有助于避免混淆,从而有助于促进各方对区分原则的尊重。
[1] 参见:CDDH, Official Records, Vol. X, CDDH/I/238/Rev. 1, pp. 93–94; 还参见:Yves Sandoz, Christophe Swinarski, Bruno Zimmermann (eds.), Commentary on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ICRC, Geneva, 1987, § 4462.
[2]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第1款(经协商一致通过)(参见第2卷,第1章,第631段)。
[3]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阿根廷(同上,第637段)、澳大利亚(同上,第638段)、加拿大(同上,第642段)、克罗地亚(同上,第644段)、德国(同上,第647段)、匈牙利(同上,第648段)、意大利(同上,第651段)、肯尼亚(同上,第652段)、荷兰(同上,第654段)、新西兰(同上,第655段)、尼日利亚(同上,第656段)、俄罗斯(同上,第657段)、西班牙(同上,第659段)、瑞典(同上,第660段)及英国(同上,第662段)。
[4]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实践:比利时(同上,第670段)、法国(同上,第671段)、德国(同上,第672段)、伊朗(同上,第673段)、荷兰(同上,第676段)及叙利亚(同上,第677段)。
[5]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实践:法国(同上,第671段)、肯尼亚(同上,第652段)、英国(同上,第662段)及美国(同上,第665段)。
[6] 《海牙章程》第1条(同上,第628段)。
[7]《日内瓦第三公约》第4条(同上,第630段)。
[8] 参见:Yves Sandoz, Christophe Swinarski, Bruno Zimmermann (eds.), Commentary on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ICRC, Geneva, 1987, § 1675.
[9] Michael Bothe, Karl Josef Partsch, Waldemar A. Solf, New Rules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s,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82, p. 239.
[10]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实践:阿根廷(参见第2卷,第1章,第688段)、比利时(同上,第685段)、加拿大(同上,第689段)、法国(同上,第686段)、德国(同上,第690段)、荷兰(同上,第691段)、新西兰(同上,第692段)、西班牙(同上,第693和696段)、菲律宾(同上,第695段);另参见据报告的下列国家的实践:印度(同上,第698段)、韩国(同上,第699段)、叙利亚(同上,第700段)及津巴布韦(同上,第697段)。
[11] 新西兰《军事手册》(Military Manual)中曾经提到这些例子(同上,第692段)。
[12] Philippines, Decree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ntegrated National Police (ibid., § 695); Spain, Military Criminal Code (ibid., § 696).
[13]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43条第3款(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684段)。
[14] 参见: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 made upon ratification of Additional Protocol(同上,第685段)以及法国,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 made upon ratification of Additional Protocol I(同上,第686段)。
[15] Yves Sandoz, Christophe Swinarski, Bruno Zimmermann (eds.), Commentary on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ICRC, Geneva, 1987, § 1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