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27. 宗教人员

规则27 在任何情况下,被专门指派以宗教职责的宗教人员均需受到尊重和保护。但如果他们从事了人道职务以外的害敌行为,他们将丧失对其的保护。
第2卷,第7章,C节
国家实践将此规则确立为一项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尊重和保护宗教人员的义务可追溯到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并在1906年和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中得到重申。[1]现在,它规定在《日内瓦第一公约》第24条和《日内瓦第二公约》第36条中。[2]《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5条将其范围从任何情况下的军事宗教人员扩大到包括在任何情况下的平民宗教人员。[3]国家实践广泛支持扩大这种范围的,它们都是一般性地提到宗教人员,而不区分是军事还是平民宗教人员。[4]从事此类实践的国家有些还不是或当时不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的当事方。[5]
按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故意指令攻击依照国际法使用《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的…人员”构成战争罪。[6]此罪行与宗教人员有关,因为他们有权使用特殊标志。
许多军事手册要求尊重和保护宗教人员。[7]许多国家在立法中规定,违反这一规则是一种犯罪。[8]正式声明也支持这一规则。[9]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9条规定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人员的义务,缔约国对此条款没有做出保留。[10]而且,《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故意指令攻击依照国际法使用《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的…人员”构成战争罪。[11]
一些可适用于或已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军事手册也规定对宗教人员进行保护。[12]许多国家的立法规定,在任何武装冲突中,违反这一规则构成犯罪。[13]特别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也有一些支持此项规则的其他实践。[1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数次要求尊重和保护宗教人员,例如在1994年的安哥拉冲突中。[15]
不论在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均未发现违反该规则的正式实践。
“宗教人员”是指,不论是军事人员抑或平民,专门从事宗教工作并且依附于冲突一方、冲突方医疗队或医务运输、或依附于民防组织的人员。这一工作可以是永久性的,也可以是临时性的。此定义是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条第4款做出的,[16]在国家实践中被广泛采用。[17]由于《第二附加议定书》中没有关于宗教人员的定义,“宗教人员”这一用语可以依照同样的意思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18]荷兰认为,“人道顾问”属于宗教人员。[19]其他从事宗教职务的人员只要不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就享有受保护的平民的地位。但是,作为平民,他们不可以使用特殊标志。
国家实践普遍表明,宗教人员享有与永久性医务人员同样的特权。[20]所以,在医务人员中对“尊重和保护”的解释(见对规则25的评注)依据情况作适当变动后也适用于宗教人员。
根据同样的推理,对医务人员在进行害敌行为(或敌对行为)(见对规则25的评注)时丧失保护这一例外的理解在经过适当变动后同样适用于宗教人员。与医务人员一样,只有专门担当宗教职责的宗教人员才受保护。
基于同样的推理,医务人员装备轻型个人武器用来保护自己和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并不丧失保护这一原则(见规则25评释)在经过适当变动后同样适用于宗教人员。这得到德国的《武装冲突法手册》的明确承认,尽管它还补充规定,德国部队中的教士不得配备武器。[21]同时,英国的《武装冲突法手册》也规定,军队的教士不可以配备武器。[22]实践中还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说明。
[1] 1864年《日内瓦公约》第2条(同上,第287段);1906年《日内瓦公约》第9条(同上,第288段);1929年《日内瓦公约》第9条(同上,第289段)。
[2]《日内瓦第一公约》第24条(同上,第290);《日内瓦第二公约》第36条(同上,第291段)。
[3]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5条(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293段)。
[4]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阿根廷(同上,第300段)、澳大利亚(同上,第301-302段)、比利时(同上,第303段)、贝宁(同上,第305段)、喀麦隆(同上,第306段)、加拿大(同上,第307段)、克罗地亚(同上,第308段)、萨尔瓦多(同上,第310段)、法国(同上,第311-312段)、匈牙利(同上,第314段)、意大利(同上,第318段)、马达加斯加(同上,第321段)、荷兰(同上,第322-323段)、南非(同上,第328段)、西班牙(同上,第329段)、瑞士(同上,第330段)、多哥(同上,第331段)和美国(同上,第336段);下列国家的立法:克罗地亚(同上,第340段)、爱沙尼亚(同上,第342段)、格鲁吉亚(同上,第343段)、爱尔兰(同上,第344段)、尼加拉瓜(同上,第346段)、挪威(同上,第348段)、波兰(同上,第349段)、斯洛文尼亚(同上,第350段)、西班牙(同上,第351-352段)、塔吉克斯坦(同上,第353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54段);还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草案:阿根廷(同上,第338段)、萨尔瓦多(同上,第341段)和尼加拉瓜(同上,第347段)以及美国的声明(同上,第361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63段)的声明。
[5] 例如,参见:法国的军事手册(同上,第311段)和美国的军事手册(同上,第336段)。
[6]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条第2款第2项第24目(同上,第832段)。
[7]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阿根廷(同上,第300段)、澳大利亚(同上,第301-302段)、比利时(同上,第303-304段)、贝宁(同上,第305段)、喀麦隆(同上,第306段)、加拿大(同上,第307段)、克罗地亚(同上,第308段)、厄瓜多尔(同上,第309段)、萨尔瓦多(同上,第310段)、法国(同上,第311-312段)、德国(同上,第313段)、匈牙利(同上,第314段)、印度尼西亚(同上,第315-316段)、以色列(同上,第317段)、意大利(同上,第318段)、肯尼亚(同上,第319段)、韩国(同上,第320段)、马达加斯加(同上,第321段)、荷兰(同上,第322-323段)、尼加拉瓜(同上,第325段)、尼日利亚(同上,第326-327段)、南非(同上,第328段)、西班牙(同上,第329段)、瑞士(同上,第330段)、多哥(同上,第331段)、英国(同上,第332-333段)、美国(同上,第334-336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37段)。
[8]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孟加拉国(同上,第339段)、克罗地亚(同上,第340段)、爱沙尼亚(同上,第342段)、格鲁吉亚(同上,第343段)、爱尔兰(同上,第344段)、尼加拉瓜(同上,第346段)、挪威(同上,第348段)、波兰(同上,第349段)、斯洛文尼亚(同上,第350段)、西班牙(同上,第351-352段)、塔吉克斯坦(同上,第353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54段);还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草案:阿根廷(同上,第338段)、萨尔瓦多(同上,第341段)和尼加拉瓜(同上,第347段)。
[9] 例如,参见:美国的声明(同上,第361段)和南斯拉夫的声明(同上,第363段),以及据报告报告以色列的实践(同上,第358段)和据报告报告卢旺达的实践(同上,第360段)。
[10]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9条(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295段)。
[11]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条第2款第5项第2目(同上,第832段)。
[12]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阿根廷(同上,第300段)、澳大利亚(同上,第301-302段)、贝宁(同上,第305段)、喀麦隆(同上,第306段)、加拿大(同上,第307段)、克罗地亚(同上,第308段)、厄瓜多尔(同上,第309段)、萨尔瓦多(同上,第310段)、法国(同上,第312段)、德国(同上,第313段)、匈牙利(同上,第314段)、意大利(同上,第318段)、肯尼亚(同上,第319段)、韩国(同上,第320段)、马达加斯加(同上,第321段)、荷兰(同上,第322段)、新西兰(同上,第324段)、尼日利亚(同上,第326段)、南非(同上,第328段)、西班牙(同上,第329段)、多哥(同上,第331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37段)。
[13]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克罗地亚(同上,第340段)、爱沙尼亚(同上,第342段)、格鲁吉亚(同上,第343段)、爱尔兰(同上,第344段)、尼加拉瓜(同上,第346段)、挪威(同上,第348段)、波兰(同上,第349段)、斯洛文尼亚(同上,第350段)、西班牙(同上,第351-352段)、塔吉克斯坦(同上,第353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54段);还参见意大利的立法(同上,第345段),它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并没有被排除适用;以及下列国家的法律草案:阿根廷(同上,第338段)、萨尔瓦多(同上,第341段)和尼加拉瓜(同上,第347段)。
[14] 例如,参见:南斯拉夫的实践(同上,第363段);据报告报告的卢旺达实践(同上,第360段)。
[15]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Memorandum on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Angola(同上,第373段)。
[16]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条第4款(同上,第292段)。
[17]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实践:澳大利亚(同上,第302段)、克罗地亚(同上,第308段)、法国(同上,第311-312段)、意大利(同上,第318段)、马达加斯加(同上,第321段)、尼加拉瓜(同上,第346段)、南非(同上,第328段)、西班牙(同上,第329和351段)和多哥(同上,第331段)。
[18] 例如,参见美国的相关声明;还参见: Yves Sandoz, Christophe Swinarski, Bruno Zimmermann (eds.), Commentary on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ICRC, Geneva, 1987, §§ 4662–4663, 提到了在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外交大会(CDDH)上的讨论在的讨论, Official Records, Vol. XI, CDDH/II/SR.31, 6 March 1975, pp. 317–326.
[19] 荷兰:议会下议院,Explanatory memorandum on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参见第2卷,第7章,第294段)以及Military Manual(同上,第322段)。
[20]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实践:澳大利亚(同上,第302段)、比利时(同上,第303段)、厄瓜多尔(同上,第309段)、匈牙利(同上,第314段)、以色列(同上,第317段)、肯尼亚(同上,第319段)、荷兰(同上,第323段)、西班牙(同上,第329段)、英国(同上,第332段)、南斯拉夫(同上,第337段)、美国(同上,第361段)和南斯拉夫(同上,第363段)。
[21] 德国,Military Manual(同上,第313段)。
[22] 英国,LOAC Manual(同上,第333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