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161. 刑事诉讼方面的国际合作

规则161 各国必须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尽力互相合作,以便利对战争罪的调查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
第2卷,第43章,F节
国家实践将此规则确立为一项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第一附加议定书》和《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的第二议定书》规定,冲突各方应在就这些条约所列举的战争罪进行侦查和刑事诉讼(包括引渡)方面,彼此提供最大限度的协助。[1]同样的条款也出现在《欧洲刑事司法协助公约》、《非洲联盟关于禁止雇佣兵公约》、《联合国雇佣兵公约》、《美国和苏联关于追捕纳粹罪犯谅解备忘录》等文件中。[2]
1989年,联合国安理会敦促各国在禁止劫持人质方面相互合作。[3]1998年,它敦促各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合作,调查与起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犯罪。[4]联合国大会在1970年至1973年间通过数项决议,号召各国在调查与起诉战争嫌疑犯上进行合作。[5]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国家对这些决议投了弃权票,但是主要原因是决议所指的战争罪没有清晰的定义。[6]在全体一致且未经投票便通过的两个决议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要求国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合作,以确保对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犯进行起诉。[7]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记录、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敦促而不是号召各国开展合作表明,在习惯国际法上,各国似乎没有必须合作的义务,而只是存在对各国尽力秉着善意进行合作的期待。重要的是,美国虽然不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但它在1987年表示支持合适当局“秉着善意尽力相互合作”的原则。[8]
因此,似乎已经普遍接受这一原则,即:各国必须为便利对战争嫌疑犯的调查和审判而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相互合作,并且在这一点上,各国未对发生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作出区分。各决议中提到的合作的形式包括调查、交换文件、逮捕、起诉和引渡。
在条约法和国内法存在着统一的实践,即:战争罪根据引渡条约是可引渡的罪行。然而,引渡战争罪嫌疑犯似乎并不是一项义务。《第一附加议定书》规定:“当情况许可时,(国家)应在引渡事项上合作。”它还规定,它们“应对被控罪行发生地国家的请求给于适当考虑”。[9]所有的引渡协议都包括引渡所需要的条件(典型性的规定是,该违法行为在两个国家应都被认为是被规定了一定最低刑罚的犯罪行为)。但应当注意的是,将嫌疑犯引渡到一个将会使其受到酷刑或残忍的或非人道待遇或惩罚的国家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虽然有一些同意引渡的案例,如1995年的“普里布克案”(Priebke case)和 2001年的“卡瓦洛案”(Cavallo case),但是也有拒绝引渡的例子。其中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与请求国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如1974年的“巴尔比耶引渡案”(Barbie extradition case)。[10] 许多国家特别规定拒绝引渡本国国民。[11]
许多双边和区域性引渡条约以及国内立法明确规定,“政治犯罪”不引渡,但该例外不适用于违反国际法的罪行。[12]其他一些条约也规定了此项原则。[13]它已在国内判例法中得到适用。[14]
实践表明,起诉战争罪嫌疑犯的合作包括经请求的引渡,但要符合一定条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项规则对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下的犯罪应分别予以考虑。如果引渡被拒绝,那么在严重破约或多边条约基于普遍管辖而规定或引渡或追诉的其他罪行的情况下,被请求国就应自行审判被指控的罪犯。如果是其他犯罪,国家应遵循规则158,启动调查或起诉程序。
各种国际法庭规约对合作有专门规定。这种合作或者根据条约进行,如《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或者为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有约束力的决议而进行,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设立的法庭。 [15]
[1]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8条(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886段);《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第19条(同上,第890段)。
[2] European Convention on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Article 1(1)(同上,第885段);OAU Convention against Mercenarism, Article 10(同上,第887段);UN Mercenary Convention, Article 13(同上,第888段); United States–Soviet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Pursuit of Nazi War Criminals, Article 1(同上,第889段)。
[3] 联合国安理会,第638号决议(同上,第913段)。
[4] 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声明(同上,第914段)。
[5] 联合国大会,第2712(XXV)号决议(同上,第915段)、第2840(XXVI)号决议(同上,第916段)、第3020(XXVII)号决议(同上,第917段)、以及第3074( XXVIII)号决议(同上,第918段)。
[6] 参见:脚注217、脚注257、以及随同的文件。
[7]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Res. 3(XXI)(同上,第919段);以及Res. 1998/47(同上,第920段)。
[8] 美国,Remarks of the Deputy Legal Adiv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同上,第909段)。
[9]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8条第2款(同上,第936段)。
[10] 阿根廷,Supreme Court Justice,Priebke case(参见第2卷,第44章,第971段);墨西哥,Federal Court of the First Circuit,Cavallo case (同上,第974段);玻利维亚,Supreme Court,Barbie Extradition Case(同上,第972段)。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克劳斯·巴尔比耶(Klaus Barbie) 后来被从玻利维亚被驱逐到法国。
[11]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实践:比利时(同上,第1024段)、克罗地亚(同上,第1010段)、立陶宛(同上,第1015段)、蒙古(同上,第1003段)、俄罗斯(同上,第1017段)、卢旺达(同上,第1018段)、西班牙(同上,第1019段)、也门(同上,第1020段)、南斯拉夫(同上,第1021段);还参见对本国国民有明确例外规定的双边引渡条约(同上,第994段),尽管也有排除这个例外的其他条约(同上,第995、996、999、1001、1004段)。
[12] 例如,参见:Extradition Treaty between Brazil and Peru,Article 4(同上,第1030段);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Article 3(1)(同上,第1032段);Extradition Treaty between Venezuela and Chile,Article 4(5)(同上,第1034段);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Extradition,,Article 1(同上,第1036段);Extradition Treaty between Spain and Argentina, Article 5(同上,第1038段);Extradition Treaty between Spain and Chile, Article 5(1)(同上,第1039段);Extradition Treaty between Austrialia and Chile., Article IV(1)(同上,第1040段);Extradition Treaty between Argentina and United States, Article 4(同上,第1042段)。下列国家的立法:阿根廷(同上,第1047段)、卢森堡(同上,第1052段)、荷兰(同上,第1053段)、秘鲁(同上,第1054段)、葡萄牙(同上,第1055段)、西班牙(同上,第1057段)。
[13] 例如,参见:《灭种罪公约》第7条(同上,第1031段);《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11条(同上,第1035段);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Forced Disappearance, Article 5(同上,第1041段);《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第20条(同上,第1043段)。
[14]例如,参见:新西兰,Military Manual (同上,第1045段)(提到了加纳, Court of Appeal,Schumann Extradition case (1949));阿根廷, Superme Court of Justice,Bohne case(同上,第1059段)。
[15]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6-101条(同上,第1070段)和第93条(同上,第1071段);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同上,第1125段)(关于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和第955号决议(同上,第1127段)(关于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