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157. 战争罪的管辖

规则 157 国家有权授权其国内法院对战争罪进行普遍管辖。
第2卷,第44章,B节
国家实践将此规则确立为一项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范。普遍管辖原则是下列几种刑事管辖基础的补充:属地原则(基于犯罪发生地);[1]积极属人原则 (基于罪犯的国籍);[2]消极属人原则(基于被害人的国籍);[3]以及保护性原则(基于对国家利益或安全的保护)。[4]
国家授权其国内法院对战争罪行使普遍管辖的权利受到了各国立法的普遍支持。[5]基于普遍管辖原则,一些战争罪嫌疑人也正在国内法庭接受审判。[6]近十年来,国内法院基于普遍管辖权对一些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有战争罪的人员进行了审判。[7]重要的是,被告的国籍国并没有反对在这些案件中所行使的普遍管辖。一些军事手册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规则,即对于战争罪的管辖可以建立在普遍管辖权的基础上。[8]
条约法也支持国家有权授予其国内法院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指出,它不影响“根据习惯国际法行使管辖权”,这也是代表们在该议定书谈判中涉及到国家授予其国内法院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的权利时所表达的意图。 [9]虽然《灭种罪公约》明确提到了属地管辖原则, 但是它仍被解释为并未禁止对种族灭绝罪适用普遍管辖原则。[10]虽然《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并未强迫各国对其规定的战争罪创设普遍管辖权,但是一些国家已经将该规约中规定的战争罪纳入本国的立法之中,并基于普遍管辖原则授权其国内法院对犯有战争罪的嫌疑人进行追诉。[11]
关于普遍管辖原则是否要求与追诉国有具体的联系,实践并非一致。许多国家的军事手册、国内立法以及判例法规定,被告与追诉国之间必须存在一定联系,尤其是被告必须在追诉国领土内或被追诉国控制。[12]然而,也存在不要求有上述联系的国内立法与判例法。[13]《日内瓦公约》也未要求有此种联系。
2000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国际法院对比利时法官对刚果外长签发国际逮捕令的行为提起了诉讼 。在其2001年向国际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并未从原则上反对国家授予国内法院对战争罪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权利。但其辩称,被指控的人应在行使此种管辖的国家境内。国际法院的判决却集中对国家首脑以及外交部长豁免问题的探讨,因此没有对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得出任何结论。[14]在他们的个别意见与反对意见中,法官在被指控的人是否应在主张普遍管辖的国家的境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是大多数法官并不质疑国内法院基于普遍管辖权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权利。[15]
国家授予其国内法院对战争罪进行普遍管辖的权利无论如何也没有减损《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的义务,即对在其国内立法中对被称为“严重破约”的战争罪规定普遍管辖权。[16]诸多国家在其国内立法中履行了此义务。[17]一些战争罪嫌疑人已经就其严重的破约行为受到了基于普遍管辖权的追诉。[18]
除了《日内瓦公约》与《第一附加议定书》以外,许多其它公约也有要求缔约国就某些罪行规定普遍管辖权的义务,其中包括那些发生在武装冲突中的罪行。 这些条约尤其是指《禁止酷刑公约》、《关于人员强迫失踪的美洲公约》、《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以及《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19]
[1]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新西兰(参见第2卷,第44章,第152段)、瑞士(同上,第156段)、美国(同上,第161段);还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澳大利亚(同上,第165段)、孟加拉国(同上,第169段)、加拿大(同上,第177段)、科特迪瓦(同上,第183段); 还参见尼加拉瓜的立法草案(同上,第218段)。
[2]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新西兰(同上,第152段)、瑞士(同上,第156段)、美国(同上,第159-161段)、南斯拉夫(同上,第162段); 还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澳大利亚(同上,第165段)、阿塞拜疆(同上,第168段)、加拿大(同上,第177-178段)、德国(同上,第196段)、吉尔吉斯斯坦(同上,第205段)、墨西哥(同上,第213段)、荷兰(同上,第214段)、俄罗斯(同上,第224段)、美国(同上,第243段)。
[3]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新西兰(同上,第152段)、瑞士(同上,第156段)、美国(同上,第159-161段);还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加拿大(同上,第178段)、智利(同上,第179段)、科特迪瓦(同上,第183段)、法国(同上,第193段)、德国(同上,第196段)、墨西哥(同上,第213段)、荷兰(同上,第214段)、斯洛文尼亚(同上,第228段)、瑞典(同上, 第231段)。
[4] 例如,参见:美国, Naval Handbook(同上,第161段);下列国家的立法:阿塞拜疆(同上,第168段)、智利(同上,第179段)、荷兰(同上,第214段);以色列,District Court of Jerusalem,Eichmann case (同上,第258段)。
[5]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澳大利亚(同上,第165段)、阿塞拜疆(同上,第168段)、孟加拉国(同上,第169段)、白俄罗斯(同上,第171段)、比利时(同上,第172段)、加拿大(同上,第177-178段)、哥伦比亚(同上,第180段)、哥斯达黎加(同上,第182段)、厄尔瓦多(同上,第188段)、萨尔瓦多(同上,第189、190段)、埃塞俄比亚(同上,第190段)、法国(同上,第195段)、德国(同上,第196、198段)、卢森堡(同上,第208段)、新西兰(同上,第217段)、尼日尔(同上,第219段)、斯洛文尼亚(同上,第228段)、瑞典(同上,第231段)、瑞士(同上,第232段)、塔吉克斯坦(同上,第1234段)、英国(同上,第238-240段)、美国(酷刑) (同上,第242段);还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草案:黎巴嫩(同上,第206段)、斯里兰卡(同上,第230段)、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同上, 第235段)。
[6] 除了脚注207中引用到的案件之外,还参见:澳大利亚,High Court, Polyukhovich case(同上,的247段);加拿大, High Court of Justice, Finta case(同上,第250段);荷兰, Special Court of Cassation, Ahlbrecht case(同上,第263段);荷兰, Special Court of Cassation, Rohrig and Others case(同上,第263段);英国,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Court of Appeal, Sawoniuk case(同上,第271段);美国, Court of Appeals, Demjanjuk case(同上,第273段)。
[7] 例如,参见:比利时, Court of Cassation, The Four from Butare case(同上,第249段);法国, Court of Appeal,Munyeshyaka case,(同上,第253段);荷兰, Supreme Court, Knesević case(同上,第264段);瑞士, Military Tribunal at Lausanne, Grabež case(同上,第267段)以及 Niyonteze case(同上,第269段)。
[8]例如,参见下列国家军事手册:澳大利亚(同上,第144段)、荷兰(同上,第150段)、英国(同上,第157段)、美国(同上,第161段)(“某些战争犯罪”)。
[9] 《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第16条第2款第1项;还参见:Jean-Marie Henckaerts, “New Ru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835, September 1999, p. 617.
[10] 《灭种罪公约》第6条(参见第2卷,第44章,第109段); 德国,Higher Regional Court at Düsseldorf, Jorgić case(同上,第255段);以色列, District Court of Jerusalem, Eichmann case(同上,第258段)。
[11] 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比利时(同上,第172段)、加拿大(同上,第178段)、德国(同上,第198段)、新西兰(同上,第217段)、英国(同上,第240段);还参见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立法草案(同上, 第235段)。
[12]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加拿大(同上,第146段)、厄瓜多尔(同上,第147段)、荷兰(同上,第151段)、新西兰(同上,第152段)、美国(同上,第161段);例如,还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澳大利亚(同上,第165段)、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同上,第113段)、加拿大(同上,第177-178段)、哥伦比亚(同上,第180段)、法国(同上,第194-195段)、德国(同上,第196段)、印度(同上,第201段)、瑞士(同上,第232-233段)、美国(同上,第242段); 加拿大,High Court of Justice, Finta case(同上,第250段);法国,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 Javor case (酷刑)(同上,第252段);德国,Supreme Court of Bavaria, Djajić case(同上,第255段);德国, Higher Regional Court at Düsseldorf,Jorgić case(同上,第255段);德国,Supreme Court of Bavaria, Kusljić(同上,第257段);荷兰, Special Court of Cassation,Rohrig and Others case(同上,第263段)。
[13] 关于明确提到对尚未在追诉国领土出现的战争罪嫌疑犯启动(引渡)程序的可能性,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加拿大(同上,第176段)、卢森堡(同上,第207-209段)、新西兰(同上,第217段)、德国,Higher Regional Court at Düsseldorf,Sokolović case(同上,第156段)、美国, Court of Appeals,Demjanjuk case(同上,第273段)。
[14] 国际法院,Arrest Warrant case,Judgement(同上,第305段)。
[15] 国际法院,Arrest Warrant case,Judgement(同上,第305段)。
[16]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9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50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9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6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5条第(1)款。
[17] 除了脚注194中提到的立法外, 下列国家的立法是基于或提到《日内瓦公约》(以及在可适用的情况下《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的严重破约制度:澳大利亚(参见第2卷,第44章,第166段)、奥地利(同上,第167段)、阿塞拜疆(同上,第168段)、孟加拉国(同上,第169段)、巴巴多斯(同上,第170段)、白俄罗斯(同上,第171段)、比利时(同上,第172段)、博茨瓦纳(同上,第174段)、保加利亚(同上,第175段)、加拿大(同上,第176段)、库克群岛(同上,第181段)、古巴(同上,第184段)、塞浦路斯(同上,第185-186段)、丹麦(同上,第187段)、芬兰(同上,第191段)、 法国(同上,第194段)、德国(同上,第197段)、危地马拉(同上,第199段)、以色列(同上,第203段)、肯尼亚(同上,第204段)、.卢森堡(同上,第209段)、马拉维(同上,第210段)、马来西亚(同上,第211段)、毛里求斯(同上,第212段)、新西兰(同上,第216段)、尼日利亚(同上,第220段)、巴布亚新几内亚(同上,第221段)、巴拉圭(同上,第222段)、波兰(同上,第223段)、俄罗斯(同上,第224段)、塞舌尔(同上,第226段)、新加坡(同上,第227段)、西班牙(同上,第229段)、瑞士(同上,第233段)、乌干达(同上,第236段)、英国 (同上,第237段)、瓦努阿图(同上,第244段)、津巴布韦(同上,第245段);还参见斯里兰卡的立法草案(同上,第230段)。
[18] 参见:丹麦,High Court,Sarić case,(同上,第251段);德国, Supreme Court of Bavaria, Djajić case(同上,第254段);德国, Higher Regional Court at Düsseldorf, Jorgić case(同上,第255段);德国Higher Regional Court at Düsseldorf,Sokolović case(同上,第256段);德国, Supreme Court of Bavaria, Kuslijić case(同上,第257段);以色列,District Court of Jerusalem and Supreme Court,Eichmann case(同上,第243-244段);瑞士,Military Court at Lausanne,Grabež case(同上,第252段)。
[19] 《禁止酷刑公约》第5条;《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10条;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Forced Disappearances, Article 4;《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第16条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