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150. 赔偿

规则 150 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承担责任的国家应对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或伤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2卷,第42章,B节
国家实践将此规则确立为一项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范。
对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要进行赔偿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规则。在1928年“霍茹夫工厂案”(实体问题)(Chorzów Factory case (Merits))中,常设国际法院认为:
只要违反义务就产生赔偿的义务,这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甚至是一项法律的一般概念。……赔偿是对没有履行协定必需的弥补措施,并不需要其在协定本身中有规定。[1]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规定“责任国有义务对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充分赔偿”。[2]
《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明确提到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有进行赔偿。[3]这一义务还隐含在《日内瓦公约》的规则中。该公约规定,国家不得自行推卸,或允许任何其他缔约国推卸,关于严重破坏公约行为所产生之责任。[4]
国家索赔
关于国家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要求赔偿的例子非常多。关于赔偿的方式,《国家责任条款草案》规定“对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充分赔偿,应单独或合并地采取恢复原状、补偿或抵偿的方式”。[5]
(一)恢复原状。根据《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5条的解释,恢复原状的目的是恢复不法行为实施以前所存在的状况。该条规定,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有义务恢复原状,如果这“并非实际上办不到”,并且“从恢复原状而不要求补偿所得到的利益不致与所引起的负担完全不成比例”。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解释说,就最简单的形式而言,恢复原状可以包括释放非法逮捕的人员或归还非法扣押的财产,但也可以是更复杂的方式,恢复原状是各种赔偿中首选的方式。[6]
《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款规定,国家必须防止从其所占领土上输出文化财产。第3款规定,占领国(以及其他国家)于敌对行动结束时,必须向先前被占领土返还以违反第1款的方式输出的文化财产(见规则41)。[7]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协定都规定,必须让被窃取、扣押或没收的财产恢复原状。[8]1970年,在联合国大会的特别政治委员会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采取的措施的辩论中,波兰发表声明,认为以色列有责任让巴勒斯坦的财产恢复原状。[9]匈牙利的《军事手册》规定,在冲突结束之后,必须归还民事、文化及被征用的物体。[10]
1991年,德国发表声明,接受在敌对行为结束后必须归还文化财产这一规则,并且表示,其已归还了被发现并确认的所有文化财产。在其他的情况下,德国已经对原属国进行了赔偿。[11]
1999年,在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敦促伊拉克把文化财产归还给科威特。[12]科威特也坚持要求伊拉克归还文化财产,而且伊拉克解释说,它准备那样做。[13]同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一些场合敦促伊拉克把所有拿走的财产归还给科威特。[14]联合国秘书长对伊拉克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施加的义务的情况进行了报告,在2000年指出:自海湾战争结束以来,虽然已归还了相当数量的财产,但是还没有归还许多财产。他强调指出,“伊拉克应该优先归还科威特的档案……及博物馆物品”。[15]
2001年,俄罗斯和比利时就归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窃取、并被苏联军队带到莫斯科的比利时军事档案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比利时愿意支付保存这些档案所需的费用,俄罗斯就同意归还这些文件。[16]
()补偿如果情况允许,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国家必须进行补偿。这是一项早就确立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规定在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中,并得到《第一附加议定书》的重申。[17]许多冲突结束之后的解决方案已经适用了此项义务。[18]它也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得到了说明,该草案要求一国“补偿该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如果这种损害没有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得到赔偿”。[19] 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评注解释说,“尽管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恢复原状总是优先的,但是它通常是不可能的或不充分的……补偿的作用是弥补不足,以确保对于遭受的损害给予充分的赔偿。”[20]
许多国家的正式声明确认了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引起的损害的补偿责任。[21]它也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许多决议的重申。[22]
(三)抵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7条规定:
1、一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有义务抵偿该行为造成的损失,如果这种损失不能以恢复原状或补偿的方式得到赔偿。
2、抵偿可采取承认不法行为、表示遗憾、正式道歉,或另一种合适的方式。
3、抵偿不应与损失不成比例,而且不得采取羞辱责任国的方式。 [23]
对《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7条的评注要求通过调查弄清真相,并将罪犯绳之以法。它把“对引起损失或伤害的事件的原因进行调查”及“对从事了国际不法行为的个人实施纪律或刑事处罚”列为抵偿的可能方式。[24]美国的《战地手册》规定了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救济方式,其中包括公布事实及以战争罪惩罚被捕的罪犯。[25]应该注意的是,除了提供适当的赔偿的义务以外,国家承担在其管辖权下调查战争罪及必要时起诉嫌疑犯的义务(见规则158)。
保证不重复是《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提到的抵偿的一种可能的形式。它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提供不重复该行为的适当承诺和保证。[26]
直接由个人索赔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受害者个人可直接向责任国索取赔偿,这一方式正呈上升趋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3条第2款规定,该《条款草案》第二部分(“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不妨碍任何人或国家以外的实体由于一国的国际责任可能直接取得的任何权利”。[27]对第33条的评注进一步指出:
当存在向一国进行赔偿的义务时,该赔偿不一定是为了那个国家的利益。例如,虽然一国可能需要向所有其他缔约国承担其因违反在保护人权的条约下负有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但是,有关个人应该被视为是最终的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应该是相关权利的所有人。[28]
克罗地亚对1997年被称为《[粗暴]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行为受害者享有赔偿权的原则和准则草案》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以及美国对2001年由众议院通过的关于日本对被称为“慰安妇”的人员实施的违反行为的一项共同决议案中,都提到受害者有权直接获得赔偿。[29]联合国大会在关于前南斯拉夫的两项决议中承认“‘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有权获得损失的合理赔偿”,并敦促所有各方“履行为此目的的协议”。[30]
已经通过各种程序直接向个人进行了赔偿,特别是根据国家之间协议建立的机制、国家单方行为,如国内立法或个人直接在国内法庭索取赔偿。
(一)基于国家间的及其他协议获得的赔偿。根据二战后签订的许多协议,德国有义务向受害人归还被窃取的财产,例如珠宝、珍贵的家庭财物及其他家庭财物,以及文化财产。[31]
最近一个根据国家之间的协议而向个人归还的例子是作为《代顿协定》附件的《关于难民与流离失所者协议》它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设立了一个流离失所者与难民不动产求偿委员会,并要求该委员会特别对要求归还不动产、[32]以及1991年以来在敌对行动中发生的无法恢复的剥夺财产的行为的求偿进行裁决。[33]
1988年通过的《加拿大政府与日裔加拿大人全国协会协议》(《日裔加拿大人救济协议》规定了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做出道歉并认罪。[34]
另一个例子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成立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它审理“因[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国家、国际组织、公司及个人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及损害的赔偿要求。虽然联合国赔偿委员会主要处理因伊拉克非法使用武力而造成的损失,但是也对因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给个人带来的损害进行裁决。[35]例如,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已经对被伊拉克逮捕的前战俘进行了赔偿,其遭受到的虐待是违反《日内瓦第三公约》的。[36]
还有一个例子是根据2000年的《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和平协议》建立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求偿委员会。该委员会有义务“通过强制仲裁对一方国民(包括自然人及法人)针对另一方政府或另一方所有或控制的实体提出的对损失、损害或伤害的所有请求做出决定”。[37]
近来,成立了各种具有对个人进行赔偿使命的具体基金。例如,奥地利和解基金及德国“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它们都是根据奥地利、德国分别与美国订立的协议并通过国内立法设立的。设立奥地利和解基金是“奥地利共和国向那些曾遭到在今天的奥地利共和国领土上存在的纳粹政权奴役和强迫劳动的自然人的一种自愿的姿态,从而为和解、和平与合作做出贡献”。设立德国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向遭到纳粹时期强迫劳动或其他不公正待遇的人……提供有效的经济赔偿”。[38]
另一个例子是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9条设立的被害人信托基金。该基金包括法院对罪犯判处的罚款及没收而获得的金钱及其他财产。不过,基金也希望有来自国家、公司、组织及个人的自愿捐助。[39]
(二)基于国家单方行为获得的赔偿。有报告表明,德国对集中营里面的人员以及医学实验的受害人,挪威对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犹太人措施迫害的人进行了直接的赔偿。[40]日本已就“慰安妇”问题、挪威也为二战期间反犹太人措施做出了道歉。[41]
奥地利和德国已通过了关于归还受害人物品的法律,其形式就像美国的《向二战期间被收容的日裔美国人以及阿留申人归还物品法》那样。[42]
1997年,法国设立了关于掠夺在法国的犹太人的研究任务(也被称为“马泰奥利任务”)。它的任务是对二战期间对在法国的犹太人掠夺的各种形式及战后归还行动的范围及效果进行研究。这也体现了同样的发展方向。[43]
(三)通过国内法院索赔。虽然《海牙第四公约》及《第一附加议定书》要求进行赔偿,但是没有说明受偿者是否只有国家还是也包括个人,也没有具体规定对赔偿请求进行审查的机制。[44]
虽然还没有法院明确否定根据现代国际法获得这种可能,但是个人在国内法院要求根据《海牙第四公约》第3条获得赔偿还是碰到了很多障碍。[45]例如,在1963年的“下田案”(Shimoda case)中,东京地方法院认为,个人没有根据国际法直接索取赔偿的权利,并且基于国家豁免的考虑,排除了在日本法院审理针对另一国诉讼的可能性。[46]
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国法院通常认为:虽然1953年的《关于德国外债的伦敦协议》没有排除一旦在解决国家赔偿问题之后给予个人补偿的可能性,但是该协议推迟了考虑对个人的补偿问题。[47]因此,1990年《关于德国问题最终解决条约》(即“二加四条约”)生效后[48],德国法院认为,它们审理向个人赔偿的案件通常不再受到妨碍。[49]所以,在1996年的“强迫劳动案”(Forced Labour case)中,德国宪法法院认为,并不存在一项阻止向受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侵害的个人进行赔偿的一般国际法规则。[50]然而,在2003年的“迪斯托摩案”(Distomo case)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概念是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的,因此对那时所犯罪行负有责任的一国仅承担对另一国的赔偿责任,而不是对个人受害者。该法院认为,国际法赋予国家对其国民实行外交保护的权利,而且,“至少就本案所涉及的时期”,即二战时期而言,请求赔偿的权利是国家的权利。[51]
1992年,在因美国对巴拿马干涉而引起的“高士达案”(Goldstar case)中,审理该案件的美国上诉法院认为,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第3条不是自动执行的条款,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规定私人诉讼权利的意图。[52]在1992年的“普林茨案”(Princz case)中,审理该案件的美国上诉法院驳回了一项就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因为根据国家豁免,它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53]
向在二战期间受到伤害的个人给予赔偿的一个例子是希腊利瓦迪亚初审法院对1997年的“维奥蒂亚州案”(Prefecture of Voiotia case)的判决。2000年,最高法院维持该判决。在该案件中,法院适用了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第3条以及《海牙章程》第46条,并且裁定,迪斯托摩杀害事件中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德国请求赔偿,而且在违反强行法(特别是故意杀害)的情况下,不能援引主权豁免。然而,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国家豁免原则,希腊拒绝做出对执行对德判决所必要的同意。[54]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践表明,此项规则适用于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且可归于国家的情况。它直接来自违法行为要承担赔偿义务这项基本法律原则[55],以及一国对可归于其的行为承担国家责任(见规则149)。由于有时提到一般意义上的赔偿,有时提到具体形式的赔偿,包括恢复原状、补偿及抵偿(见下文),所以实践做法也各有所不同。[56]有些赔偿是基于政府自己承认其具有给予赔偿的责任,而有些赔偿则是基于政府承认其应该进行赔偿。
然而,对国际性武装冲突进行赔偿可利用的程序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却并不一定有关,这是由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尤其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受害人是在他们自己国家遭受损害,通常可以通过国内法院根据国内法寻求赔偿。[57]在这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三个区域人权条约要求国家必须为违反行为提供救济。[58]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均表示,此项义务不容贬损。[59]
向国家索取的赔偿
遭受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损害的个人受害者向国家寻求赔偿的可能性可以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5条第6款中推断出来。该条款规定,“对本条的解释,不得损害被害人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享有的权利。”。[60]《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第38条明确提及国家的赔偿义务,且其在任何武装冲突中都适用。[61]
实践中的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关于遵守国际人道法与人权的联合函件》。它规定,在合法的治安或警察行动过程中对私人财产的发生损害时,“应该在可行的时候采取措施……以弥补所造成的损害”。[62]同时,联合国大会在1996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敦促阿富汗当局对因人权和公认人道主义规则受到严重破坏而受害的人迅速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63]
实践中的其他例子还涉及赔偿的具体形式,包括恢复原状、补偿以及抵偿:
(一)恢复原状。在“阿克迪瓦尔等人诉土耳其案”(Akdivar and Others v. Turkey )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做出违反行为的国家有法律义务结束其违反行为,并“用尽可能以恢复违反行为发生之前存在的状态那种方式(“恢复原状”)为其后果做出赔偿”。然而,该法院也表示,如果这在实践中不可行,那么,有义务进行赔偿的国家应该选择其他方式来履行法院的判决。[64]
另一个例子是作为《代顿协定》附件的《关于难民与流离失所者协议》,它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设立了一个流离失所者与难民不动产求偿委员会。该协议规定,难民及流离失所者应该有权要求归还1991年以来在敌对行动中被掠夺的财产。[65]
同样,科索沃住房及财产求偿委员会被授权对某些类型的人员提出的归还、恢复及返还财产的请求做出决定,这些人员包括那些由于受到歧视而失去财产权的人、难民及流离失所者。[66]
另一个例子是1998年《菲律宾尊重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全面协定》, 它规定恢复原状是赔偿的一种可能形式。[67]
()补偿。在国家尽力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受到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侵害的受害人进行补偿的问题上,存在着广泛且具有代表性的实践。这些例子包括:《关于危地马拉的人权的全面协定》,其规定缔约方“承认补偿以及(或者)帮助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是一项人道义务”;《菲律宾尊重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全面协定》,其规定缔约方承认受害人及其家庭就侵犯人权的行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包括“充分的补偿或弥补”;以及俄罗斯《关于对在车臣危机中及永久离开车臣的公民遭受的财产损失进行补偿的决议》。[68]而且,智利的真相及和解全国委员会、萨尔瓦多的调查失踪人员去向的特别委员会以及斯里兰卡的调查特定省份中非自愿流动人口或失踪人员的委员会,都建议应该向受害人或其亲属提供补偿。[69]对1997年被称为《[粗暴]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行为受害者享有赔偿权的原则和准则草案》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智利要求规定一项确立“国家迅速而直接的补偿责任”的具体条款。[70]卢旺达在1996年宣布愿意对在卢旺达实施的种族灭绝及反人类罪的受害人进行补偿;津巴布韦也在1999年表示愿意就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津巴布韦武装冲突期间的杀害行为做出补偿。[71]
实行受害人索赔权的另一个文件是作为《代顿协定》附件的《关于难民与流离失所者协议》,它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设立了一个流离失所者与难民不动产求偿委员会。该协议规定,如果财产不能恢复原状,那么在1991年以来的敌对行动中失去财产的难民及流离失所者必须得到补偿。[72]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第2000/60号规章规定了科索沃住房及财产求偿委员会程序及证据规则,其中规定了对由于遭受歧视而造成的财产权损失的个人提供补偿。[73]
还有国际组织敦促或建议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受害人进行补偿的实践。[74]
()抵偿。规定抵偿作为赔偿的一种形式的实践例子是存在的,包括重新安置、道歉、保证不再犯以及调查真相。例如,早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已经存在道歉、保证不再犯及承诺对侵害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进行惩罚的方式。[75]
最近,《菲律宾尊重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全面协定》规定,“重新安置”是赔偿的一种可能的形式。[76] 1980年,萨尔瓦多发生了罗梅罗大主教(Archbishop Romero)被暗杀小组谋杀的事件,在关于该事件的一个案件中,美洲人权委员会强调要求通过调查弄清真相,并将罪犯绳之以法。该委员会尤其认为,萨尔瓦多对下列行为负有责任:
“没有认真而善意地履行义务,调查侵犯得到[《美洲人权公约》]承认的权利,找出侵权行为的责任人、使其接受审判及惩罚,并对侵犯人权行为做出赔偿”。
就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而言,它们进一步认为,“仅仅给予受害者近亲属一定金钱的赔偿是不够的。首先,必须弄清它们的不确定及不知情状态,即:必须让他们完全而公开地知道事实真相。”它认为,知晓全面、完整而公开的事实的权利“是对违反人权行为的关于抵偿及保证不再犯的索赔权的一部分”。[77]在2001年的“流浪儿童诉危地马拉案”(Street Children v. Guatemala)中,美洲人权法院确认了下面这项原则,即:赔偿包括了解真相的权利,以及调查和起诉对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人员。[78]
向武装反对团体组织索取的赔偿
一些实践显示,武装反对团体组织应该为由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引起的损害提供适当的赔偿。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尊重人权与国际人道法全面协定》,它规定:“武装冲突各方应该遵守并受到一般接受的国际人道法原则及标准的拘束”,并且规定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受害人进行补偿。[79]2001年,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一个省的武装部队公开为一次武装袭击中造成三名儿童死亡以及在“一次战争行为中”造成平民房屋的损毁表示道歉,并表示愿意合作恢复剩余的物品。[80]这也是有意义的
联合国也有一些实践支持武装反对团体必须提供适当赔偿的义务。在1996年通过的一项关于利比里亚的决议中,联合国安理会吁请“各派领导人”确保立即归还掠夺的财物,。[81]在1998年通过的一项关于阿富汗的决议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敦促“阿富汗各方”为侵犯人权及人道法的行为的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82]1998年,联合国秘书长在他关于非洲的冲突起因及促进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建议,“为了使交战各方更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应制订国际法律机制,便利努力找到、扣押和没收违法当事方及其领导人的资产”。[83]
虽然可以说武装反对团体对组成此种团体的成员的行为负有责任(见对规则149的评注),但是这一责任的结果还不清楚。尤其是,虽然在许多国家,受害人可以对罪犯造成的损害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武装反对团体在什么程度上有义务进行全部赔偿是不清楚的(见对规则151的评注)。
[1] 常设国际法院,Chorzów Factory case (Merits)(同上,第102段);还参见:《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它规定:“本规约各当事国得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卯)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有相同规定。
[2]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1条(参见第2卷,第42章,第86段)。
[3] 《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第38条(同上,第80段)。
[4]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51条(同上,第2段);《日内瓦第二公约》第52条(同上,第2段);《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31条(同上,第2段);《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48条(同上,第2段)。
[5]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4条(同上,第157段)。
[6] 国际法委员会, Commentary on Article 35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同上,第351段)。
[7] 《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款及第3款(同上,第310段)。
[8] Paris Agreement on Reparation from Germany(同上,第301-302段);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Matters Arising out of the War and the Occupation(同上,第304-309段)。
[9] 波兰,Statement before the Special Political Committee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同上,第230段)。
[10] 匈牙利,Military Manual(同上,第326段)。
[11] 参见:德国的声明(参见第2卷,第12章,第460段)。
[12] 参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声明(同上,第471段)。
[13] 参见伊朗的实践(同上,第463-464段及第466段)及科威特的实践(同上,第467-468段),以及据报告的科威特的实践(参见第2卷,第42章,第336段)。
[14] 联合国安理会,第686号决议 (参见第2卷,第12章,第472段),以及第1284号决议(同上,第473段);还参见:第687号决议 (参见第2卷,第42章,第345段)。
[15] 参见:联合国秘书长,Further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by Iraq with the obligations placed upon it under certai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between Iraq and Kuwait(参见第2卷,第12章,第476段);以及Second report pursuant to paragraph 14 of resolution 1284 (1999)(同上,第477段)。
[16] 参见据报告的比利时的实践(同上,第470段)和俄罗斯的实践(同上,第470段)。
[17] 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第3条(参见第2卷,第42章,第110段);《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1条(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125段)。
[18] 例如,参见:Peace Treaty for Japan (参见第2卷,第42章,第113-114段); Yoshida-Stikker Protocol between Japan and the Netherlands(同上,第115段);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Matters Arising out of the War and the Occupation(同上,第116-118段);Luxembourg Agreement between Germany and Israel(同上,第119-120段); Protocols Nos.1 and 2 of the Luxembourg Agreement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同上,第148-149段); Austrian State Treaty(同上,第121段); Agreement concerning Payments on Behalf of Norwegian Nationals Victimized by National Socialist Persecution(同上,第123段);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of the German Unification Treaty(同上,第127段);US-Germany Agreement concerning Final Benefits to Certain US Nationals Who Were Victims of National Socialist Measures of Persecution(也作 “Princz Agreement”) (同上,第128-129段); Agreement on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annexed to the Dayton Accords(同上,第130-132段); US-Chinese Agreement on the Settlement of Chinese Claims resulting from the Bombardment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and US-Chines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Settlement of US Claims resulting from the Bombardment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同上,第133-134段);Agreement on the Foundation “Remembranc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Future” concluded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同上,第135-137段);Austrian-US Executiv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Austrian Reconciliation Fund(同上,第138段); Bilateral agreements between Austria and six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ates(同上,第139段);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Eritrea and Ethiopia(同上,第140段); Washington Agreement betwee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同上,第141-142段); Annex A to the Austrian-US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Austrian General Settlement Fund(同上第143-144段)。
[19]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6条(同上,第158段)。
[20] 国际法委员会, Commentary on Article 36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同上,第263段)。关于为了赔偿损害是否须在金钱上可以估算这一问题,该评注认为,“可赔偿的个人损害不仅包括实质损害,如实际的收入损失及预期获得的收入损失、医药费等,还包括个人受到的非物质损害(有时在国内法体系中称为“精神损害”,尽管并不是非常普遍)。非物质损害通常涉及失去所爱的人、伤痛及与对个人、住宅或人身侵害有关的公开侮辱。”
[21] 参见下列国家的实践:加拿大(同上,第212段);中国(同上,第214段);伊朗(同上,第220段);科威特(同上,第224段);黎巴嫩,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发言(同上,第226段);墨西哥(同上,第227段);叙利亚(同上,第235段);英国(同上,第237段),及美国(同上,第238段)。
[22] 例如,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387号决议(同上,第242段)、 第 455号决议(同上,第243段); 第471号决议(同上,第244段)、 第527号决议(同上,第245段)、 第571号决议(同上,第246段)、第687号决议(同上,第247段)、 第692号决议(同上,第248段)以及第827号决议(同上,第249段); 联合国大会,第50/22 C号决议(同上,第250段)、 第51/233号决议(同上,第251段)和第56/83号决议(同上,第252段)。
[23] 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7条(同上,第325段);《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对第36条的评注(同上,第252段)解释说,抵偿“涉及的是非物质的损害,特别是对国家造成的非物质的损害,在此情况下,经济价值的判断仅能在估计和概念的方式上进行”。对第37条的评注解释说,“抵偿……是对那些经济上不可估计的损害的救济,它们通常相当于是[对国家的]一种冒犯” (同上,第353段)。
[24] 国际法委员会, Commentary on Article 37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同上,第353段)。
[25] 美国,Field Manual(同上,第328段)。
[26]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0条。
[27] 《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3条第2款。
[28] 国际法委员会, Commentary on Article 33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参见第2卷,第42章,第350段)。
[29] 参见克罗地亚(同上,第90段)及美国(同上,第93段)的实践。
[30] 联合国大会,第48/153号决议(同上,第94段)及第49/196号决议(同上,第95段); 还参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Res. 1998/70(同上,第98段)。
[31] 参见: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Matters Arising out of the War and the Occupation, Chapter 3, Article 2(同上,第304段); Protocol No. 1 of the Luxembourg Agreement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同上,第315段); 还参见德国的立法(同上,第330段)。
[32] 参见:Agreement on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annexed to the Dayton Accords, Articles VII and XI(同上,第317段)。
[33] 参见:Agreement on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annexed to the Dayton Accords, Articles I and XII(2)(同上,第130-132段)。
[34] 参见:加拿大的实践(同上,第333段)。
[35] 例如,参见:联合国赔偿委员会,Governing Council, Decision 3(同上,第248-272段)以及Decision 11(同上,第248-274段)。
[36]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Panel of Commissioners concerning Part One of the Second Instalment of Claims for Serious Personal Injury or Death (同上,第276段)。
[37] 目前为止,该委员会对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分别代表其国民提出的求偿请求进行了裁决,已经裁决对两国前战俘遭受的待遇进行赔偿。参见: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求偿委员会,Prisoners of War, Eritrea’s and Ethiopia’s Claims, Partial Awards(同上,第281段)。
[38] 参见:奥地利的立法(同上,第180段)及德国的立法(同上,第183段)。
[39]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9条规定:“(一)应根据缔约国大会的决定,设立一个信托基金,用于援助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二) 本法院可以命令,根据本法院的指令将通过罚金或没收取得的财物转入信托基金。(三)信托基金应根据缔约国大会决定的标准进行管理。”
[40]参见:德国的实践(参见第2卷,第42章,第219段)和挪威的实践(同上,第229段); “On behalf of victims of pseudo-medical experiments: Red Cross a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142, 1973, pp. 3–21.
[41] 参见:日本的实践(参见第2卷,第42章,第337-340段)和挪威的实践(同上,第229段)。
[42] 参见下列国家的立法:奥地利(同上,第329段)、 德国(同上,第331段)及美国(同上,第331段)。
[43] 参见法国的实践(同上,第334段)。
[44] 《海牙第四公约》第3条(同上,第110段);《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1条(同上,第125段)。
[45] 例如,参见:德国,Administrative Court of Appeal of Münster,Personal Injuries case (同上,第190段); 德国,Federal Supreme Court, Reparation Payments case(同上,第191段); 德国,Second Chamber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Forced Labour case(同上,第192段); 德国,Federal Supreme Court, Distomo case(同上,第193段);希腊,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Leivadia,Prefecture of Voiotia case(同上,第194段);日本,Tokyo District Court,Shimoda case(同上,第195段);日本,Tokyo High Court and Supreme Court,Siberian Detainees case(同上,第196段);日本,Tokyo District Court and Tokyo High Court,Apology for the Kamishisuka Slaughter of Koreans case(同上,第197段);日本,Tokyo District Court,Ex-Allied Nationals Claims case, Dutch Nationals Claims case and Filippino “Comfort Women” Claims case (同上,第198段);日本,Fukuoka District Court,Zhang Baoheng and Others case(同上,第199段);日本,Yamaguchi Lower Court and Hiroshima High Court,Ko Otsu Hei Incidents case(同上,第200段); 美国,Court of Appeals (Fourth Circuit), Goldstar case(同上,第203段);美国,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Princz case(同上,第204段);美国,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Comfort Women case(同上,第209段)。
[46] 日本,Tokyo District Court,Shimoda case(同上,第195段)。
[47] 参见:德国,Federal Supreme Court,Reparation Payments case(同上,第191段)。
[48] Treaty on the Final Settlement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Two-Plus-Four-Treaty”) betwee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France, the USS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90年9月12日。
[49] 例如,参见:德国,Constitutional Court,Forced Labour case(参见第2卷,第42章,第192段);德国,Federal Supreme Court,Distomo case(同上,第193段)。
[50] 德国,Constitutional Court,Forced Labour case(同上,第192段)。
[51] 德国,Federal Supreme Court,Distomo case(同上,第193段)。
[52] 美国,Court of Appeals,Goldstar case(同上,第203段)。
[53] 美国,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Princz case(同上,第204段)。
[54] 希腊,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Leivadia and Supreme Court,Prefecture of Voiotia case(同上,第194段);希腊,Statement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the Kalogeropoulou and Others case(同上,第194段)
[55] 例如,参见:常设国际法院,Chorzów Factory case (Merits) (同上,第102段);还参见:《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 它规定:“本规约各当事国得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卯)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有相同规定。
[56]《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34条规定,“对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损害的全部赔偿应该单独或联合地采取归还、赔偿或满足的形式。” (同上,第157及323段)。此外,应该注意《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5条第2款关于“对被害人的赔偿”规定本法院“可以直接向被定罪人发布命令,具体列明应向被害人或向被害人方面作出的适当赔偿,包括归还、补偿和恢复原状。”
[57] 例如,参见:哥伦比亚,Basic Military Manual(同上,第162段);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Thir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同上,第107、292以及362段)。应该指出的是,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在外国居民或来访者受到一国武力伤害的情况下,外交保护仍然是可能的。
[58]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rticle 13;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rticles 10 and 25;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rticle 7(1)(a)(暗含的)。
[59] 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General Comment No. 29 (Article 4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 14;美洲人权法院,Judicial Guarantees case, Advisory Opinion, §§ 24–26.
[60]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5条第6款(参见第2卷,第42章,第79段)。
[61] 《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第二议定书》第38条(同上,第80段)。
[62] 菲律宾,Joint Circular on Adherence to IHL and Human Rights(同上,第87段)。
[63] 联合国大会,第51/108号决议(同上,第96段)。
[64] 欧洲人权法院,Akdivar and Others v. Turkey(同上,第356段)。该法院具有给予“公正的抵偿”的权力来自《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欧洲公约》第41条的规定(同上,第303段)。美洲人权法院有根据《美洲人权公约》第63条第1款的规定类似的给予“公正补偿”的权力(同上,第312段)。非洲人权及民族权法院有权基于《关于建立非洲人权及民族权法院的非洲人权及民族权宪章议定书》(Protocol to 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frican Court of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第27条的规定命令给予“公平赔偿或补偿的支付”(同上,第314段)。
[65] Agreement on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annexed to the Dayton Accords, Article I(1)(同上,第316段)。
[66] UNMIK Regulation No. 2000/60, Section 2(2), (5) and (6)(同上,第156段)。住房及财产求偿委员会是由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根据第1999/23号规章设立的(同上,第319段)。
[67]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IHL in the Philippines, Part III, Article 2(3)(同上,第318段)。
[68] 参见: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Human Rights in Guatemala, Article VIII(同上,第152段);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IHL in the Philippines, Part III, Article 2(3)(同上,第154段); 俄罗斯的立法(同上,第184段)。
[69] 参见下列国家的实践: 智利(同上,第212段)、 萨尔瓦多 (同上,第215段)及斯里兰卡(同上,第233-234段)。
[70]参见智利的实践(同上,第213段)。
[71]参见卢旺达的实践(同上,第233段)以及津巴布韦的实践(同上,第241段)。
[72] Agreement on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annexed to the Dayton Accords, Article XI(同上,第153段)。
[73] UNMIK Regulation No. 2000/60, Section 2(2) (同上,第156段)。
[74]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Res. 1995/77(同上,第253段);联合国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Res.1993/23(同上,第254段) 以及Res.1995/5(同上,第255段);联合国秘书长, Report on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the promotion of durable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同上,第258段);UN Commission on the Truth for El Salvador, Report(同上,第262段)。
[75] 西班牙,Not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Spanish Junta de Defensa Nacional(同上,第360段)。
[76]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IHL in the Philippines, Part III, Article 2(3)(同上,第154段)。
[77] 美洲人权委员会,Monsignor Oscar Arnulfo Romero y Galdámez (El Salvador)(同上,第357段)。
[78] 美洲人权法院,Street Children v. Guatemala(同上,第358段)。
[79]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IHL in the Philippines, Part III, Article 2(3) and Part IV, Articles 1 and 6(同上,第318段)。
[80] 参见(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实践(同上,第365段)。
[81] 联合国安理会,第1071号决议(同上,第346段)。
[82]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Res.1998/70(同上,第348段)。
[83] 联合国秘书长,Report on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the promotion of durable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同上,第258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