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116. 记录尸体信息

规则116 考虑到死者的辨认,冲突各方须在处理尸体前记录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并标记墓地的位置。
第2卷,第35章,E节
国家实践将此规则确立为一项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范。尊重家庭生活的要求(见规则105)和家属获悉其亲人下落的权利(见规则117)增强了这项规则。
1929年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首次规定在处理尸体前对死者进行辨认的义务。[1]这项义务现在规定在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中,与其得到一起规定的还有记录详情并向其他冲突方和情报局转送信息的义务。[2]
许多军事手册规定了处理尸体前鉴别死者身份的义务。[3]其中一些明确规定了须详细记录死者的哪些信息。[4] 此外,一些军事手册还要求记录墓地的位置。[5]在“杰宁(人类遗骸)案”中,以色列高等法院裁定,辨别死者身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人道行为”。[6]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没有条约条款明确要求在处理尸体前应当采取措施辨别死者的。不过从一贯的实践来看,国内冲突各方同样负有此项义务。这其中包括可适用或已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军事手册。[7] 此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判例法要求在处理尸体前,必须检查死者以便鉴别其身份及确定死亡详情。[8] 这样的要求很有可能已经是许多国家立法的一个内容。[9]
国际人权法也要求必须采取措施对死者进行辨认以及对死因进行调查,这尤其和生命权有关。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要求对此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甚至在武装暴力的情形中。[10] 在诸如车臣、萨尔瓦多和前南斯拉夫这样的冲突中,也被要求采取这样的措施。[11] 此外,美洲人权法院两次判决,国家有义务尽一切可能向家属告知因强迫失踪而丧生的死者尸体的地点。[12]
1991年12月,当前南斯拉夫的冲突被认定为非国际性冲突时,冲突各方对于交换死者身份鉴定信息达成协定。[13]其他实践包括:菲律宾政府在冲突发生后收集死亡的叛乱分子的信息,[14]以及萨尔瓦多军队在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与一支军事巡逻队发生冲突之后为死者尸体拍照。[15]
国际社会曾经通过三项决议,号召武装冲突各方对死者情况进行说明(辨认并提供死者信息),它们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支持,并且没有反对票。1973年,第22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号召冲突各方“在敌对行动中以及在敌对行动结束后……完成对死者情况进行说明的人道使命”。[16]在1974年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联合国大会号召冲突各方,不论冲突的性质,要合作“提供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者和死亡者的消息”。[17]最近,在1999年,第27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通过了《2000年–2003年行动计划》,要求武装冲突各方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竭尽全力……鉴别死者身份”。[18]
而且,该规则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防止人员的强迫失踪(见规则98),并确保其不会以其他方式失踪(见规则117)。这两项义务均平等地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不论在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均未发现违反该规则的正式实践。
辨认死者的义务是一项关于方式的义务,冲突各方须在处理死者这方面尽一切努力采取一切措施。根据已掌握的实践,本规则所要求的措施包括:收集双身份牌之一半、验尸、做验尸报告、制备死亡证书、记录尸体的处理、埋葬于个人墓地、禁止未经鉴定而埋于集体墓地以及对墓地作适当标记。实践同样表明,与包括DNA检测在内的法医方法相结合进行挖掘可能是在死者被葬后对其身份辨认的合适方法。
一般来说,该义务也要求所有相关方面的积极合作。1999年,第27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通过了《2000年–2003年行动计划》,要求 “至迟从武装冲突开始起应当具备适当的程序”,以便遵守这项规则。[19]
[1]1929年《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第4条(同上,第 518段)。
[2]《日内瓦第一公约》第16–17条(同上,第 519–520、589 以及670段);《日内瓦第二公约》第19–20条(同上,第 519–520段);《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0–122条(同上,第 521、589 以及670段);《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29–131条(同上,第 522–523、589 以及670段) 以及第136–139条。
[3]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阿根廷(参见第2卷,第35章,第 529段)、澳大利亚(同上,第 530段)、比利时(同上,第 531段)、贝宁(同上,第 532段)、喀麦隆(同上,第 533段)、加拿大(同上,第 534–535段)、克罗地亚(同上,第 536–537段)、法国(同上,第 538–539段)、德国(同上,第 540段)、匈牙利(同上,第 541段)、以色列(同上,第 543段)、意大利(同上,第 544段)、肯尼亚(同上,第 545段)、马达加斯加(同上,第 546段)、荷兰(同上,第 547–548段)、新西兰(同上,第 549段)、尼日利亚(同上,第 550段)、西班牙(同上,第 552段)、瑞士(同上,第 553段)、多哥(同上,第 554段)、英国(同上,第 555段) 以及美国(同上,第 556–557段)。
[4]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澳大利亚(同上,第 530段) 以及美国(同上,第 556段)。
[5]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阿根廷(同上,第 592段)、澳大利亚(同上,第 593段)、加拿大(同上,第 594段)、肯尼亚(同上,第 595段)、荷兰(同上,第 596段)、西班牙(同上,第 597段)、英国(同上,第 598段) 以及美国(同上,第 599–600段)。
[6]以色列,High Court of Justice,JeninMortal Remains case(同上,第 566段)。
[7]例如,参见下列国家的军事手册:贝宁(同上,第 532段)、加拿大(同上,第 535段)、克罗地亚(同上,第 536–537段)、德国(同上,第 540段)、印度(同上,第 542段)、意大利(同上,第 544段)、肯尼亚(同上,第 545段)、马达加斯加(同上,第 546段)、塞内加尔(同上,551段) 以及多哥(同上,第 554段)。
[8]阿根廷,Court of Appeal,Military Junta case(同上,第 563段);哥伦比亚,Council of State,Case No. 10941(同上,第 564段)。
[9]例如,参见阿塞拜疆的立法(同上,第 558段)。
[10]欧洲人权法院,Kaya v. Turkey(同上,第 580段)、Ergi v. Turkey(同上,第 581段) 以及Yasa v. Turkey(同上,第 582段);美洲人权委员会,Case 11.137 (Argentina)(同上,第 583段);美洲人权法院,Neira Alegría and Others case(同上,第 584段)。
[11]参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同上,第 570段);ONUSAL,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the Human Rights Division(同上,第 571段);UN Commission of Experts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780(1992), Final Report(同上,第 572段);欧洲联盟,Statement before the Permanent Council of the OSCE(同上,第 576段)。
[12]美洲人权法院,Velásquez Rodríguez case(同上,第 709段) 以及Godínez Cruz case(同上,第 710段)。
[13]参见: Plan of Operation for the Joint Commission to Trace Missing Persons and Mortal Remains, Proposal 1.1(同上,第 673段)。
[14]参见据报告的菲律宾的实践(同上,第 700段)。
[15]参见:UN Commission on the Truth for El Salvador,Report(同上,第 573段)。
[16]第22届红十字国际大会, Res. V(同上,第 706段)。
[17]联合国大会,第3220(XXIX)号决议(以95票赞成、0票反对、32票弃权通过)(同上,第 569 以及701段)。
[18]第27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Res. I(经协商一致通过)(同上,第 579段)。
[19]第27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日内瓦,199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 Res. I, Annex 2, Plan of Action for the years 2000–2003, Actions proposed for final goal 1.1, § 1(e).